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新事]通谕颁布百周年之际，给他的主教弟兄、神父、执事们，男女修会会士所有的基督徒以及一切心怀善意的男女人士，所发布的通谕。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可敬的兄弟们，诸位可爱的子女愿你们健康并请接受我的祝福

　　导言

1　　一百年前，可敬的教宗良十叁世颁布一新事]通谕（1），于今这个周年，无论对教会现时的历史，或是对我本人任职期间而言，都是一项颇为重要的事件。该项通谕的卓越之处可由下列事实得见一斑：那就是由此通通谕四十周年起至九十周年期间，不断有隆重的宗座文献加以志念。我们可以这麽说：这项通谕在历史上所开辟的途径，是以其他文件为其里程碑。而后者的撰写，其目的在于表扬该通谕并且将其应用于当时的环境（2）。

际此一百周年，一如往昔，因应众多主教，各类教会机构与研究中心，以及企业领袖和工人(无论其以个人或是社团成员的身分)的请求，首先我极愿表达感激之情，这是整个教会对于这位伟大的教宗以及他的[不朽之文献]（3）所应做的。并且我也要表明：源于此文献的活力，不仅不随岁月而消减，反之却更为蓬勃旺盛。此一现象可由本次周年庆祝前前后后，全球各地由主教团、国际组织、大学与学术机构、专业学会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所主动发起的种种活动，获得明证。

2　　本通谕实是上述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庆祝的用意在于感谢天主-[一切美
好的赠与、一切完善的恩赐](雅一：17)的源泉。我们感谢他，因为是他利用了百
年前宗座所颁布的一项文件，在教会和世界上成就了这麽多善事，并且散发大量的光芒。虽然目前这项志念，目的在于对[新事]表示推崇之意：不过也有对我前任教宗们所颁布的通谕，和其他文件表达推崇之意，因为这些文献有助于教宗良十叁世的通谕，在历史上保持历久常新、时时活现。如此而形成了所谓教会的[社会教理]、[社会教导]乃至[社会训导]。

这些教导的确实、有效性，早于本人任内所发布的两份通谕中有所陈明：其一是[工作]通谕，其二为[社会事务关怀]通谕。前者论及人的工作;后者则涉及现时
个人和民族发展的问题（4）。

3　　现在我愿邀请并提议大家来[重读]教宗良十叁世的通谕。就是请大家[回顾] 该份通谕的内容，为的是使我们能重新发现，它在处理有关工人情况的问题时，所形成的基本原则，是何其丰富。不过，找他邀请大家[环顾]一下周遭使我们身陷其中的[新事物]。它们和代表上一世纪最后十年代的[新事物]，大异其趣。最后，此时此刻，正当基督时代的第叁个千年期已经遥遥在望之际，我也邀请大家[瞻望未来]。这是一个变化莫测，却又充满了希望的未来，如此正能激起我人的想像和创造力，唤醒我们的责任感，以作为[惟一的师傅](参：玛廿叁:8)的门徒者的身分，去给人们指出道路、宣扬真理、传播生命，而这生命就是基督(参：若十四:6)。

如此重谊教宗良十叁世的通谕，不仅能使其永恒的价值获得肯定，而且能使教会传承的真谛愈形彰显。原来，这个万古常新而又活力充沛的传承，是建基于初期教父们的信仰-尤其是[ 宗徒们]以耶稣基督之名，留传给教会的种种（5），而耶稣基督原是教会无可取代的基石(参格前叁：11)。

教宗良十叁世，由于意识到身为伯多禄继承者的使命，起而直言无讳。时至今日，做为伯多禄现时继承者的我，也拥有同样的意识和做法。一如教宗良和他前前后后历任教宗，我的灵感来自福音的这幅图像：[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吾主将此经师比拟为[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玛十叁：52)。由此宝库流出教会的传承，汹涌澎湃，源源不息。其中蕴藏着[旧的东西]-教会从起初所领受并世代相传的。藉此宝库，我们才能针对教会和世界的生命，在其进展中，所显示出来的[新事物]，加以适当的诠释。

汇入传承的[旧事物]，给传承和信仰生活提供了素材和契机，使两者变得更为
丰盈。此等[旧事物]之中包括千万人耕耘的硕果。这些人士受到教会社会训导的激励，从中寻求献身世界的灵感。无论是以个人的名义而行动，或是加入各类不同的组合、协会和组织而行动，他们着实代表着一项维护个人人格，和人性尊严的伟大运动。在多变的历史环境中，这个运动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合乎公义的社会，起码也有助于抑制不公正的气 之嚣张。

本通谕有意凸显良十叁世所颁布各项原则的成果。这些成果属于教会的教义传统，因而也是教会训导权威份内的事。另一方面，牧者的心肠，也促使我针对近期历史上所发生的若干事件，从事一种分析。教会牧者的职责之一，不言可喻，乃是详察时事以明辨福传的新要求。不过吾人应知晓的是：此项分析的本意并不在于提出确定的判断，因为该事原不属于教会训导的特定 围。

 
第一章　【新事】通谕的特性

4　　上一世纪的末期，教会发现其本身正面临一项历史的进程。此项过程虽然早已开展了一段时期，不过却在那个末期以前，达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而这项过程的决定性因素，乃是发生于各种领域中的一系列急剧变化：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科技方面的，更不用说形形色色畅行当时的意识形态。在政治方面，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便是一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新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权威本身的一种新了解。传统的社会正在消逝，并且逐渐为新的社会所取代。后者带来新自由之希望;不过，由于新形式的奴役与不公道而产生的威胁，也接踵而至。

至于经济方面，由于科学的发明及其实际应用，消费品的生产结构，不断地以新姿态出现。资本，这项新形式的财产，于焉诞生。伴之而来的，则是新形式的劳动-以劳力换取工资;其特点在于高产率，忽略对性别、年龄或家庭状况应行的考虑，并且既着眼于利润的累积，便由效率主宰一切。

准此，劳力成了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商品。其价格则由供求之律来决定，而无视于个人生活和瞻养家庭最基本的需要。此外，工人甚至无从把握能否出．售[他自己的商品]，而时时面临失业的威胁。在当时毫无社会保障的情形下，失业便无异于饿死一途。

上述变迁的结果，形成一个社会，[分裂成两个阶级，其中隔着一道鸿沟]（6）。
这种景况，和前述在政治 畴内所发生的显着变化，息息相关。原来，按照当时盛行的政治理论，人们所追寻的是以适当的立法-换言之，刻意排除一切干预-来推动全盘的经济自由。就在这时，另一套关乎财产和经济生活的观念，正在孕育成形，并以其有组织且往往以暴力的形式出现。后者隐然指向一个全新的政治和社会架构。

当此一冲突达于顶峰，人们开始充分明白多处地区，社会实况严重不公，也了解到由所谓的[社会主义]理想而煽动的革命，是何等地危险时，教宗良十叁世遂出面干预，颁布了一道通谕，以系统的方式来讨论[工人的情况]。该文件之前，已经有若干致力于政治方面的教导，其后亦有其他文献陆续出现（7）。在此务必一提的是以[自由]一字为首的那道通谕。该文件提醒人们注意自由和真理之间的必要联系;并进一步指出：与真理脱节的自由不免沦于恣意妄为，而终将为极败坏的欲念所制，甚至落到自我毁灭的地步。归根究底，[新事]想要针对的种种罪恶之源，到底是什麽呢?这不就是那种出现于政治和社会行为方面，与关乎人的真理相隔绝的那种自由吗?

教宗良十叁世也从下列话事申获得启迪：他前任的训导，来自主教们的许多文件，在俗信友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天主教内各种运动和社团的工作结晶，以及教会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在社会方面所获得的实际成果。

5　　当时教宗所留心的[新事物]，绝非什麽积极可取的东西。通谕首段，以强烈 的语调来描述该文告因以得名的[新事物]：[革命性的变革，其精神长久以来，给 世界各国带来骚扰不安，影响所及，不仅越过政治的藩篱，而且进一步漫延到实际生活的经济领域，这点实不足为奇。因为举凡工业的进步，新式交易的发展，改变中的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少数人拥有钜大财富、而多数人都贫困不堪，工人们愈来愈能依赖自己、而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至于伦理道德也有显着下降的趋势，以上这些因素都成了目前所发生的冲突的导因（8）。

其时摆在教宗和教会，乃至俗世团体面前的，是一个被冲突破坏得残缺不全的社会。由于无王无法，这项冲突越发变得残酷而不人道。一如通谕所言，此项冲突乃是介乎资本和劳力的冲突，换言之，就是工人间题。其中双方彼此针锋相对。而教宗毫不畴曙，率直发表言论，他所针对的，正是上述冲突。

此处我们找到了通谕为我们的时代，所提供的第一项反思。原来在冲突中，人与人相争，有如[豺狼]，争执双方属于两个极端：一方力求身体上的温饱，另一方则富足有馀。面临这样的冲突对立，教宗毫不犹豫地加以干预。其行动出自[宗座的身分与职责]（9），换言之，是基于那来自耶稣基督本人的使命，要他去[ 养他的羔羊并牧放他的羊群](参若廿一15-17)，以替天上的国在地上[实施束缚和释放](参玛十六19)。教宗无疑地是以恢复和平为其旨意。因而今日的读者不能不留意到，他对阶级斗争作过严厉的谴责，其言词毫不含糊（10）。然而教宗也十分明白，和平是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他在通谕中申明：就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景况而言，若想获得公义，当有些什麽基本条件。这点确实是该通谕的要点（11）。

因此，教宗良十叁世，步武其前任教宗们的芳踪，给教会塑造了一项不朽的典 。事实上，针对种种人类特定的景况，不论就个体或团体、国家或国际而言，教会皆有值得一听的言论发表。她给各种情况制定真实无伪的教理，浑然自成一体。教会据此而针对社会实况进行分析、判断，同时给有关的问题指出一个方向，以谋求公正的解决之道。

在教宗良十叁世的时代，上述有关教会权利和义务的那种观念，还非人人所能接受。事实的真象是，当时盛行一种双重的处世待人之道：其一，导向现世和现世的生命，就此而言，信仰当置身度外；其二，导向纯属另一世界的救赎，对于人世的一切，既无启迪的作用，也无引导之功能。反之，教宗良十叁世颁布[新事]通谕的作法，却给教会在多变的公众生活领域里，赢得了一份[公民的地位]。这种地位日后更为巩固。实则教导和广扬教会的社会教理，属于教会福传使命的 围，是基督信仰讯息重要的一环。此因该项要理给人指出了信仰讯息在社会生活中，所能带来的直接后果，并且也使人明白，日常生活中为了正义所作的奋斗与操劳，也能在为救主基督作见证的脉络里去加以了解。在社会和经济生活领域里，冲突无可避免，为应付这类的冲突，教会的社会教理照样是和平与合一的源泉。就此而论，人类与生俱来的人性尊严，无论敌我，都有可能在因应上述新情况中，避免受到贬损，同时为那些情况找到公正的解决之道。

今日，事隔百年，上述作法依然有效。让我有机会对基督徒的社会教理，作进一步的推展。我曾多次强调的[新的福传]，为现代世界所急需，其精髓应当包括宣扬教会的社会教理。今日，正当不同的意识形态日益为人们所扬弃之际，教会的社会教理，一如在教宗良十叁世的时代，仍然能够提供正确的指向，以应对当前巨大的挑战。正如往昔，我们今日依然需要一再反覆强调的是：舍福音之外，[社会问题]便无真正的解决之道;犹有进者，对所谓[新事物]，我们惟有在福音中才能寻得其脉络，从而给予正确的理解，并且在适当的伦理观点下，加以判断。

６　　资本和劳力两者之间既起争端，教宗良十叁世起而肯定工人的基本权利，给纷争带来一线光明。的确工人的尊严和工作的尊严，是了解「新事」通谕之钥。文件给工作的尊严所下的定义是：[为获取各种生活目的之所需而努力，而这些目的之中，首推自我保存。]（12）教宗同时这样形容工作：[是个人的事，既然所消耗的能量来自付出能量者本人，因而是劳动者本人独有的财产，且应归属于他，作为其利益。]（13）如此一来，工作便成了人生份内的事；可以这麽说，人藉着工作来表达并完成自已。工作同时具有[社会]幅度，这是由于工作不仅与家庭、而且和大众福利息息相关，因为[人可以真实不欺地说：惟有靠工人的劳动，国家方得以致富。]（14）上述这些题目，已在本人的[工作]通谕中，有所讨论和发挥（15）。

[新事]通谕所标榜的另一重要原则，是[私有财产]权，此点无庸置疑（16）。这 个主题的重要性，由其在通谕中所占的篇幅，可见一斑。教宗相当明白，私有财产并非绝对的价值，同时也明确提出必要的．原则，予以补充，如[世间财物的普遍目的]便是一例（17）。

从另一方面来说，良十叁世所考虑到的私有财产，其形式主要的是土地拥有权， 这点确实如此（18）。不过，无论私有权的具体形式为何，那些保障私有财产权的理由，或者认定为了个人及家庭发展上的需要，而有物质拥有权的理由，今日依然有效。这点值得我们再度予以肯定，因为在目前的景况下，我们见到昔日生产工具为集体所有权所支配的体系，已经有所转变;同时贫困(或者更确切地说，私产权受阻)的事例，在世界多处地方日益增加，甚至在以肯定私产权为主的体制中，亦复如此。由于这些变化以及持续的贫困现象，我们必须针对问题作更深一层的分析，下文将有所发挥。

7　　此外，其他一些与私产权息息相关的人类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权利，也在教宗良十叁世的通谕中获得确认。其中，由其所占的篇幅及重要性而言，最为凸显的是：集会结社的[自然人权]。这最重要的是指雇主与工人联合，或由工人单方成立职业协会的权利（19）。教会不仅认可，而且保卫人们组织一般所谓的工会，其理由即在此。教会之所以这样做，显然不是因为在意识形态方面怀有什麽成见，也不是因为受制于阶级观念。其真正的理由在于集会结社之权，乃人类天生的权利，是先于人们加入政治社会之举的。事实确是如此：组织工会是[国家所不能禁止的]，此因[国家有责任保护，而非破坏自然权利;一旦国家禁止其人民自由集会结社，即与其立国之本相违背]（20）。

我们必须强调，教宗明显地宣告上述这个权利是工人(他使用[工人阶级]一词) 的权利。连同此项权利，[新事]通谕也以同样清晰的方式，确认工人应有以下这些权利：[限制工作时间]，合法的休息，以及妇女与儿童在工作种类和时数上应当别有待遇（21）。

原来，关于雇工的情况，历史给我们所揭示的真象是这样的：在工时和工作场所的卫生状况方面，甚至有关学徒们的年龄和性别，皆毫无保障可言。这些是当时所允许的作法，至少并没有法律来加以禁止。如果我们把这种情形置诸眼前，便不能不珍视教宗所发表的严厉声明：[以过量的劳动来折磨人，令其身心窒息，疲惫不堪，不仅不合乎公义，也不人道。]针对用以维护上述[劳工关系]的[合约]，教宗更为精确地肯定：[在所有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合同中，不论其为明文规定或是双方默契]，皆应容许工人有适当的休息，并且此项休息应当与[其体力消耗]成比例。然后教宗结论道：[任何不含此意的合同，都不是公正的]（22）。

８　　教宗随即增添另外一项权利，认为这是工人做为一个人当有的权利。那就是工人有权取得[合理的工资]。工人的工资不应[ 任凭双方同意来决定，以致于让人看起来，雇主方面只要付清了彼此同意的工资，除此以外再无其他义务了（23）。]其时有一种说法，主张一个国家，除了确保双方履行明文同意的事以外，并无权干预合同的条件。这种劳资关系的观念，纯粹出于实用的观点，并受到十足的个人主义的影响。[新事]通谕对此有过严厉的谴责，认为与工作的双重性质背道而驰：工作不仅是个人的，且是必需的现实。原来，就工作做为[个人的事]而言，它隶属个人自由运用其才能与精力的 畴，而就其做为[必需的事]而言，它受每人皆能确实[保存生命]的严重义务所管治。教宗因而结论道:[每个人都有权利取得生命之所需，这是顺理成章之事。论及贫穷人家：除了靠工作以维持生计之外，别无他途（24）。]

工人的工资应足以让他养家 口。[设若一个工人由于别无选择，或畏惧更糟的后果，且雇主或包商又不肯提供较佳的待遇，而接受了较为恶劣的条件，这样他便沦为压力和不公的受害者（25）。]

但愿我们今日无需再说这麽严厉的话语。原来这些言词是出于所谓[资本主义犹如脱 之马]急速往前奔跑的时代。不幸的是，即便是今日的雇 合同，其中仍不乏罔视最起码之公道者，无论在妇女与儿童的雇用，工作场所的卫生条件，以及合理的工资各方面皆是如此。尽管国际宣言与公约（26）以及国家内部的法律，对此皆有所宣告与规 ，但是事实并不为之改观。教宗把为工人提供适当的福利这件事，视为[公家当局][必得负起的责任]，否则便是侵犯了公道;而事实上，教宗毫不踌躇地提及[分配上的正义]（27）。

9　　此外，教宗良十叁世又提出另一项有关工人阶级情况的权利。因其事关紧要， 所以我也希望在此一提。这就是：个人自由履行其宗教职责之权。按照时下一般的见解，这类问题纯系个人私生活 围的事，这种情形即使在当时也是如此。尽管这样，教宗良十叁世也还想要把这方面的权利，与工人的其他权利和义务相提并论。他确认人在星期天有休息的需要，这样才能思念天上的事物，并能崇拜大能的天主，这本是人们应做的事（28）。任何人皆不得剥夺这项来自上天诫命的人权。于此教宗有言：[无人能侵犯这连天主也极其敬重的人性尊严而逃避惩罚。]准此，国家必须保证工人能享用这份自由（29）。

有人看出该项清晰的声明中，有一跳板，藉此一跃而成宗教自由之原则。后者成了日后许多庄严的国际宣言与公约中所标示的主题（30），也见诸于梵二着名的宣言，以及我反覆所作的教导（31）。试问在这方面，工业社会现存的法规和作法，是否能有效地保证人们今日真能享用星期天休假的这项基本权利。

10　　另外，国家与其人民关系的观念，也是重要的一环，在许多方面，可以应用到我们今日的处境。[新事]通谕对两个政治、经济体系有所批判：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通谕的首段重新认可私有财产权，这段是用来针对社会主义的。通谕并没有划出特别的一段来专题讨论自由主义。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是在处理国家职责之处提出的（32）。国家不可划地自限，[对一部分人民优宠有加]，也不可[忽略另外一部分人民]。前者指富裕而发达的人们，后者则明明是社会的大多数。不然便违反了人人应领受其所应有的公道。[当问题涉及维护个人权利时，那些穷人和无以自保的人们，理应获得特殊的考虑。富人阶级能多方照顾自己，比较不需要国家帮助。反之，大批的穷人则无资源可为后盾，因而主要必需依靠国家所提供的帮助。所以靠工资过活，其中绝大多数属于上述后一阶层的人，应获得政府的特别保护与照顾才是（33）。]

以上片段，之于今时今日，犹为中肯之言。尤以面临世上各种新形式的贫穷时为然。此所以然，也是因为其中的主张，并非基于一种特定的国家观念或某种特定的政治理论。良十叁世所重申的，乃是健全政治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这项原则就是：在一个社会里，那些越是不能自保的个人，越是需要他人的照顾和关怀，尤其是来自政府当局的干预。

如此，我们今日所谓的团结原则，显然被当做基督徒之社会与政治组织观中的基础原则之一。论及这项团结原则，无论其在各国内部秩序、或是国际间秩序上，所具有的效力，我在[社会事务关怀]通谕中，皆已有过讨论（34）。教宗良十叁世经常以[友谊]一词来讲述这个原则。而[友谊]这一观念，早见诸于希腊哲学。教宗比约十一世则使用同样颇具意义的[社会慈善]一词。教宗保禄六世复将此一观念予以扩充，以涵盖现代社会许多方面的问题，他则提到[爱的文明]一词（35）。

11　　在现代实况的烛照之下来重读[新事]通谕，使我们能对教会为基督所特爱的
一群人所做的奉献与恒常的关怀，加以珍惜。通谕的内容在在明证教会内所谓[优先选择穷人]，有始有终。本人将此选择定义为[基督徒爱德实践的首要特殊方式]。
（36）因而教宗良十叁世论[工人的情况]这份通谕，其所讨论的，着实是穷人以及由于新颖而往往又是激烈的工业化过程，给广大群众所带来的可怕情况。今日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所发生的类似过程，正给世界许多地方带来同样的灾祸。

教宗良十叁世，呼吁国家按公道来改善穷人的情况。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及时地觉察到国家有责任看顾大众福利，并且在尊重社会上各部门的同时，有责任使每一部门，包括经济部门在内的发展，有利于公共福利。不过，我们不当因此而认为良十叁世，是期望国家来为所有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之道。恰如其反，正是因为个人、家庭和社会先于国家，况且国家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保护而非压制个人、家庭和社会，他才时常地坚持，不论是国家的干预或其工具性能，都应该有个限度（37）。

上述反省仍适用于今日的时代，此点吾人无可回避。关于出自国家性质本身的限制，此一重要课题，后文将再加追论，将是有益之举。此处我只需指出：以上所强调的几点(诚然并未完全涵盖通谕内所强调的各点)是由教会的社会教导一脉相承而来，并且是在有关私有财产、工作、经济过程，国家的现实，以及至关紧要的，人本身的健全观念之指引下，而提出来的。

下文当我们检视现代局势的若干方面时，将会触及其他一些主题。从此开始，我们必需将一事牢记于心：贯穿教宗良十叁世整个通谕的主要思想，(就某种意义而言，即通谕的指导原则)乃是对于一个做为人类一分子的人，及其独特价值的正确观点。此因[在地上，人¨¨是惟一的一种天主愿他为其自身的目的而存在的受造物（38）。]天主将他自已的肖像铭刻在人身上，使人相似他(参：创一：26)，从而赋与人无与伦比的尊严，一如[新事]通谕一再力陈的。事实上，人除了由其工作所获取的权利之外，尚有其他非与工作对应相关的权利，这些权利乃出于人之为人所必有之尊严。

第二章　面向今日的【新事物】

12　　有关[新事]的庆祝，如果缺了将该通谕引用于今日世界的景况这一环，则将显得残缺不全。之所以值得如此一做，是因为通谕对于时局的描绘，以及对其所作的诊断，具有惊人的正确性。这点可由通谕颁布以来，事态的发展获得明证。

尤以一九八九年末，与一九九O年初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更令人对以上情况有所肯定。这些事件及接踵而来的急剧转变，仅能从事发前的种种情况去加以解释。在相当的 围内，这些情况不啻是教宗良十叁世的预测，及其数任继承者所留意到的日形加剧的种种迹象，具体化为事实，或在制度上的现形。教宗良十叁世预见[社会主义]所提倡的社会秩序，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各层面所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其时社会主义也还不过是一种社会哲学，尚谈不上什麽全面组织起来的运动。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当[社会主义]尚未发展成为日后所见，强而有力并拥有庞大资源的国家之际，在教宗针对各种[工人阶级问题]解决方案而提出批判时，[社会主义]竟然首当其冲，这点未免令人感到讶异。然而教宗却正确判断出，当时这种针对[工人阶级问题]所提供的解决之道，既简洁而又彻底，对芸芸众生颇具吸引力，而其危险性也就在于此。当吾人念及晚近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层，处于何等可怕的不公义的情况时，这点更为明显。

在此有两件事必须加以强调：第一、通谕对工人阶层：包括男女儿童所虚的实况，连同其严酷的一面，具有相当透彻的了解。第二、有的方法，表面上看来是将贫富地位颠倒过来，而实际上是有害于其所欲扶助的对象，对于这套解决之道所能带来的灾祸，通谕也同样清晰洞彻。这正是所谓治疾之方，其害尤大于其所患。良十叁世以消灭私有财产为其时社会主义的本色，此可谓击中间题之要害。

他的言词值得我们重新细读：[社会主义者鼓励穷人去嫉妒富人，同时奋力取缔私有财产，以此来矫正财富分配不公和工人贫困之弊病。他们力主个人之所有当归公有……然而此等主张显然难以令人折服，于争执之消弭，无补于事。犹有进者，一旦付诸实施，工人本身将首先沦为受害者。其不公之处，尤为彰显：他们抢夺合法的物主，扭曲国家的种种功能，进而引起社会团体的一片混乱（39）。]由这种形态的社会主义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体制，就是日后所称的[真实社会主义。]就其所造成的祸害，再没有比上文有更好的描述了。

13　　接着，参照[工作]和[社会事务关怀]两通谕的内容，我们反省到尚有一点需加陈明：社会主义的根本错误从本质上而言，是人类学的。原来社会主义以个人仅是个元素、社会有机体内的一个分子而已，因而认为个体的利益完全隶属于社、经机制的运作。同样，社会主义主张，个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而不必顾及他的自由抉择，及其面临善恶时所应肩负的责任，(其实，这责任是独特的、又是非他莫属的)。如此一来，人便沦为一系列的社会关系，而把人当做自主自发的伦理抉择的主体这种观念，也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社会秩序还是出自那作为主体的人所做的决定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译者按)。关于人的观念既出了毛病，接踵而至的，便是对私人财产的反对，且用以界定自由行使 围的法律，也受到扭曲。当一个人被剥夺其所能称之为[己有]的东西，并且连同藉着自发的行动而赚钱糊口的机会也被夺去时，他自然便要依存于社会机器、和操纵这机器的人。这种局面，使得他更无从体认人之为人的尊严，而建造一个真正富有人性的社团，其进展也就大受挫折了。

相形之下，从基督徒对人的观点，必然产生一张正确的社会图像。根据【新事】通谕，以及教会整套社会教理，人的社会本性，并不能在国家内获得十足约满全，而是实现于以家庭为首的各类中介团体，包括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团体。这些团体，源自人性本身，并各有其自主性，而且恒常地以公共福利为其依归。此即本人所谓社会的[主体性]，[真实的社会主义]将它连同个体的主体性一笔勾销（40）。

这种表现在人性，以及社会[主体性]两方面的错误观念，设若我们对其根源加以探究，答案首先必在于无神主义。人是在回应上主内在于事物本身约召唤时，才领悟出自己那超现世的尊严。人人必需做出这样的回应，人性的颠峰即由此而构成，绝非任何社会机制或集体的主体所能取代的。人一旦否认天主，便从其立足之基础游离出来。跟着而来的，就是社会秩序的重组，便会毫不考虑到人的尊严与责任。

这儿我们所论及的无神主义，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息息相连。后者以机械的观点来看待人与社会的现实。所以举凡有关人之真实伟大的卓越见识、人之相对于此世现实的超越性、人心内向往完美与无力达成此事，两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尤为重要的一点-由此矛盾而产生的救赎需要，凡此种种都一概受到否定。

14　　社会主义所选取的行动手段-阶级斗争，也是源自无神主义。这个手段遭受[新事]通谕的谴责。冲突能有各种方式，当然教宗无意谴责所有性质的冲突。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同社会团体间的利害冲突，在所难免，这点教会心知肚明。同时她也很了解，面临这些冲突，基督徒经常必须诚实、而具有决断性地采取一种立场。尤有进者，[工作]通谕清楚肯定[为社会正义而奋斗]此一类型的冲突，具有积极的效用（41）。[四十年]通谕早已说过：[若是阶级斗争能够消除敌意，停止互相仇恨，便能逐步转化成一场基于对公义的渴求，而就双方的歧异之处所做的坦诚讨论（42）。]

不过，阶级斗争遭受谴责的地方，乃是其中所含的理念:斗争既不受伦理或法制的规 ，也不顾他人和自己的尊严，使得合理的妥协，没有达成的可能;再者它所追求的，远非社会全体的利益，而是取而代之的党派利益，同时为达目的，不惜摧毁一切障碍。总而言之，问题是在把当时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施之于国际关系上的[总体战]主张，转用到一国内部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上来。是故各国之间，取得适当利益均衡的探讨，也因这项主张的缘故，而为另一种企图所取代：以摧毁对方还手的能力，而使自已的一方占尽上风，强加于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惜使用谎言、对付民众的恐怖手段，以及极具摧毁性的武器(这些武器正是在那些年代开始设计的)。因此军事主义以及带有马克思主义意味的阶级斗争其根源是相同的。此根源就是无神主义以及对人的轻蔑，两者都诉之武力原则，且把它奉之于理性与法律之上。

15　　【新事】通谕反对把生产工具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认为如此一来，公民难免沦为整部国家机器的[齿轮]。通谕也大力抨击那种把经济部门，完全摒除在一国的行动与关注 围之外的国家观念。诚然，经济生活确有其合法的自主 围，在此 围内，国家不应介入。不过，给经济事务制定一项法律的架构，以便其运作乃是国家的职责。如此，自由经济的先决条件才能获得保障，这种先决条件假定，当事各方皆能基于某种平等的地位，以免一方过分强大而使对方只有屈从一途（43）。

在这方面，[新事]通谕为公正的改革指出了一条途径。据此，出于人之自由活动的工作，其尊严方得以恢复。这样的改革，意味着国家和社会都将负起责任，尤其是能保护工人免于失业之恶梦。在历史上，这有两种殊途同归的做法：其一是藉经济政策来维持均衡的成长和全面的就业;其二是藉失业保险及再行训练的计划，以确保能顺利地将工人从垂危的部门，转移到扩展中的部门去。

再者，国家和社会都必须确保工资有一合理的水准，使工人得以维持生计，并赡养家庭，并且还能留下一部分做为储蓄之用。为能如此，需要不断致力于改善工人的训练和能力，使其技巧更熟练，产量更为提高：同时也需要有细心周到的管制，和适当的立法措施，以杜绝各式各样可耻的剥削，尤其是那类对移民、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以及最易受到伤害的工人的剥削。这方面，工会在议定最低工资与工作环境，扮演着举足轻重之角色。

最后，也得保证合乎人道的工作时数，合理的工馀时间，乃至在工场有权按自己的人格行事，而不致有辱自已良心或人格尊严。此处应该再次提到工会的角色。它不仅限于合同之谈判，而且也充作工人在其受雇用之处得以表达自己的[地方]。工会的服务有助于真正工人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帮助工人以充满人性的方式，去参与其工作地点的生活（44）。

国家应以直接及间接的方式作出贡献，以利上述目标之达成。就间接的方式，且按[辅助原理]而言，是藉着创造有利的条件，使得经济活动得以自由运作，从而创造无数就业的机会，并广开财源。至于直接的方式，且按[团结原则]而言，就是要保护最弱小的人，对那些有关工作环境的决定者之自主权，要加以一定的限制，还有确保每当工人失业时，给予所需之最起码的援助（45）。

【新事】通谕及教会与此相关的社会教导，在十九、廿两个世纪间的年代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可证诸于社会安全、退休金、医疗保险、意外赔偿等方面所引进的无数改革，而且这些改革，是在更加尊重工人权利的架构中进行的（46）。

16　　以上这些改革，部分是由国家来执行的，不过在为其完成而奋斗的过程中，工人运动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工运原出于道德良心，对不公和有害的情况的一种反应，由此而展开蔓延广泛的改革活动，与暧昧的意识形态相去甚远，却接近工人日常之所需。在这种脉络里，工运常与基督徒携手，共同去改善工人的情况。日后这个运动在相当的程度上，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所左右。后者受到[新事]通谕的抨击。

此外，上述那些改革，也当部分归功于社会赖之而组成的开放性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藉着建立起有效的团结工具而组成，从而得以维系一种更尊重个人价值的经济成长。此处我们应当记得基督徒在许多方面，有无数显着的贡献，其申有：生产、消费、借贷合作社之建立，一般教育及专业训练之提倡，从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参与工作场所及一般社会生活的实验。

是故当我人回顾过去，就有充分的理由感谢天主。因为[新事]通谕在人心中引起了共鸣，并且确实在实践上有着慷慨的回应。不过，我们仍旧必须承认，通谕的先知性讯息并未全为时人所接受。正因如此，严重的悲剧才不免发生。

17　　若把【新事】通谕放置于教宗良的全套训导中去了解（47），便不难看出此点：通谕主要地是针对一项错误在社、经领域里所造成的后果。而这项错误所涉及的，却更为广泛深远。如前所述，此一错误在其对于人的自由的了解里，把自由与对真理的顺服两相隔离，并由此导致自由脱离了尊重他人权利的责任。这麽一来，自由的精髓便成了毫无约束的自爱，以至于蔑视天主和邻人的地步。这种自爱使人一味认可自身的利益和旨趣，有如脱 之马，拒绝受任何公义要求的限制（48）。

正是这项错误产生了极端的后果：欧洲和全球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间，为一系列的战争所蹂躏，造成悲剧。其中有的出于军事主义和过份夸张的国家主义以及相关的各类型极权主义;有的出于阶级斗争;至于其他则出自内战或在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的战争。这些残酷的战争本应可避免，若非因为国际间或一国之内所产生的愤恨，日积月累而成了一项可怕的重担。一些大国在战争中全力以赴，毫不犹疑地做出侵犯最为神圣的人权之事，有计划地去消灭整个民族及社会群体。在这里，我们特别想起犹太民族，他们所遭受到恐怖命运，竟成了一种记号，象征着当人与天主作对时，他能如何误入歧途。

不过，仇恨和不公，只有在获得认可，并且由以之为本的意识形态将其组织起来，而非按照关于人的真理来相因应的时候，它们才能支配整个国家，受其驱使而行动（49）。[新事]通谕反对为仇恨所染的意识形态，并说明了愤怨和暴力如何能被正义所征服。在我们这个时代，其他形式的不公道，正燃起新的仇恨，而且在人们的视野里，正在出现一些吹捧暴力的新生意识形态，当此之际，但愿人们对那些恐怖事件的回忆，能给每人-尤其是各国的领袖们-提供行动的指南。

18　　欧洲大陆自一九四五年以来，确是枪声已息。不过吾人应当牢记：单纯军事方面的胜利，永远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这意味着消除战争的多种原因，以及人民和人民之间真诚的和好，才是真正的和平之道。观乎全球和欧洲，多年来所存在的只不过是一种非战的状态，而非真实的和平。欧陆半壁河山陷入共产独裁政权的控制下，而另半壁则被组织起来，以防卫其所造成的威胁。许多人民被困锁在令人窒息的帝国疆界之内，他们对历史的回忆及其历经数世纪之久的文化根源，皆为帝国加以致力摧残，因而丧失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欧洲历经这种暴戾性的分裂，结果造成成千上万的人被迫远离家园，或遭递解出境的命运。

武器方面的疯狂竞赛不仅吞噬了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并且也勾销了对尚待发展国家的援助。科技方面的进步原应被用于造福人类，却被转用为战争的工具-用来从事生产更为厉害的武器。与此同时，一种与真正的哲学相悖逆的意识形态，也被用来为新的战争做学理上的辩护。尤有甚者，这并非一种单纯的备战状态，或对战争的一种预期，而是真真实实的在全球各地所打的仗，以致血流遍地。权力集团也好，帝国也好，造成一种局面：就是存在于第叁世界国家间的争论与不和，竟被有系统的扩大渲染，而加以利用，以便为对手造成更大的麻烦。教会各种文件以及晚近所出的[社会事务关怀]通谕，皆对权力集团及帝国有所抨击（50）。

极端份子集团，为谋求争端的解决而诉之于军火，对于他们而言，政治和军事的支援，可谓垂手可得，因而获有作战的装备，并且训练有素。反之，那些尊重各方合法权益，而试图寻得和平与合乎人道的解决方案者，则受到孤立，且往往沦为反对者手下的牺牲品。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和平局面，可谓岌岌可危，这实在是以下各种现象之首要原因之一：见诸于第叁世界许多国家的军事化，以及这些国家里，引起种族之间互相残杀的冲突，恐怖主义的蔓延，还有政治、军事冲突的手段，日益显得野蛮。犹有进者，原子战争足以令全人类毁灭殆尽，整个世界皆因此威胁而受到压迫。人们利用科学以达军事目的，遂把这项具有决定胜负的工具，置于为意识形态所强化的仇恨之手中。然而，如果战争可给人带来的结局，竟是一场人类的集体自杀，连同输者或赢者都一扫而光，那麽我们我必须对造成这种局面的逻辑本身予以排斥，按此思想逻辑，凡是人为消灭敌人所下的功夫、彼此的冲突对抗、乃至战争本身，都有利于进步与历史的挺进（51）。一旦明了何以需要对它加以排斥之后，所谓[总体战]与[阶级斗争]的观念，也就大成问题了。

19　　二次大战结束之时，这样的发展在人们的良心内也不过是初步萌芽。当时为人所留意的是半个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均为共产极权主义所荐卷。大战本来是为重建自由，以及恢复各国的权利的，结果却未能达成这些目标，就某一方式而言，对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受苦最多的人来讲，事实明明相反上述目标。可以说战后的情况，唤起了人们不同的反应。

战争带来破坏，随着战事结束，我们见到有些国家，在某些方面，从事积极的努力，以建立一个为社会正义所启迪的民主社会，而清除共产主义之革命潜能。这个潜能以饱受压榨和剥削的广大群众为其表征。一般而论，这项 试，其努力的重点在于保存自由市场机制，并藉稳定的币制，以及和谐的社会关系来确保健康和稳定的经济成长，进一步使人们在此条件下，能以工作来给自己和家庭，建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同时，在这些 试中，人们也避免以市场机制来做社会生活惟一的基准，而把市场机制置于能维护[物质资源具有共同目标]这项原则的公共管制之下。由此观之，诸如众多的就业机会、稳固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职业训练、加入工会以及有效地从事工会行动的自由、给予失业者的辅助、以及民主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凡此种种，其用意不外于保证工作的尊严，使它免于沦为一种纯粹的[商品]。

其时尚有其他社会力量与意识形态运动。这些力量与运动的支持者，以建立[国家安全]体系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其作法是以系统的方式来控制整个社会，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无从进行渗透活动。他们强调国家的权力，并把更多的权力赋与国家，希图藉此保护人民免于共产主义之祸害。不过，这样做却冒有极严重的危险：即摧残个人的价值与自由，而人们原是为了捍卫这两者，才必需去反对共产主义的。

另外一种反应，则以富足或消费社会中之所见为代表。这种反应具有实用的性质，它与共产主义同样排除精神的价值：同时却企图在纯粹物质主义的层面上去击败马克思主义。其作法是向人们展示一个由自由市场来运作的社会，是如何地比共产主义更能满足人们物质上的需要。事实上，这种社会模式，一方面确实让人看出：共产主义对于建造一个合乎人道与更为美好的社会，一无所用，就此而论，共产主义是失败的：另一方面，它否认人是具有自主性的存在，并否定伦理、法律、文化和宗教的自由，就此而论，这项社会模式也有与马克思主义相同之处：就是把人完全贬抑到经济的领域，而只以物质上的需要为满足。

20　　在同一时期，[脱离殖民主义]的过程广为开展，许多国家从而取得、或者重获独立以及命运自决的自由。这些国家一旦正式重获主权，却往往发现自己在走向建设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这条途径上，方在起步的阶段。就事实而论，经济上具有决定性的部门，仍然操在外国大型公司的手中。这些公司无意将其资源投入工厂所在国的长程发展。至于政治生活本身，则为外国势力新控制，而本国境内却还有若干部落族群，尚待融合为一个真实的国家团体。再者，这些国家也缺乏一批够资格的专业人才，而能以公正和诚实不欺的方式来治理国事，至于能以有效和负责的态度来管理国家经济的合乎资格的人才，也付之阙如。

情况既是如此，许多人不免因而想到马克思主义，可能提供一条建设国家和政府的捷径。各种具有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变体于是应运而生。举凡国家复原约合理要求、不同形式的国家主义和军事主义、古老的民间传统(这项传统有时也与基督徒的社会道理相和谐)以及马列思想和观念-这些都被搀和在不同的意识形态里，而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出现，各异其趣。

21　　最后，我们也不该忘记，二次大战以后，由于人们对战争的恐怖，有所反应，使得有关人权的意识，更为活泼。人权在许多国际文献（52）中获得确认。甚至可说在制定一项新的[国家权利]时，亦复如此。在这方面，宗座经常有其贡献。这种演变以联合国组织为其焦点，不仅在个人权利意识方面有所发展，在国家权利意识方面亦然。同时对存在于世界各不同地理区域间的严重失衡状态，人们也较清楚地了解到有需要采取补救行动。就某种意义而言，由于这些失衡现象，社会问题的重心，已从国家的层面转移到国际间了（53）。

上述过程虽令人满意，但就整体平衡而言，各种援助发展的政策，却不常令人满意。此点不应为吾人所忽略。况且，联合国尚未能成功地建立起一套取代战争的方法，做为解决国际冲突之道，这似乎是国际社会尚待解决的一项最迫切的问题。

第叁章　一九八九年

22　　前此所言世界局势，已在[社会事务关怀]通谕中有过详尽的论述，基于此，才能了解近年来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以及其中的意义，它们既令人感到意外而又给人带来希望。不错，这些事件于一九八九年在中欧和东欧的国家内达到颠峰状态，不过，它们却是在一个更辽阔的地区，酝酿已久的事。八十年代期间，拉丁美洲和亚、非两洲有些独裁和压迫人民的政权相继跨台。此外则是一些过渡情况，朝向一些更具参与性与合乎公道的政治架构，其间虽不无困难，但却颇有所获。教会在其中所做的一项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的贡献，便是她在保卫、促进人权方面的投入。有些情况深受意识形态之影响，以致于对于人类共通的人性尊严之觉醒，竟被两极分化的倾向所模糊。在此情形下，教会明晰而有力地肯定每个人－－不论其个人的信念为何－－皆身怀上主的肖像，因而值得尊重。是项主张多时获得大多数人们的认同，并且由此导致人们着手探寻那些能更尊重人的尊严的抗争方式，以及政治解决方案。

从这项历史过程中，产生了民主的新形式，并给摇摇欲坠的政治和社会架构，带来一线转变的希望。原来，这类架构不仅为一连串给人带来痛苦的不公道和怨恨所拖累，而且也为伤痕累累的经济和严重的社会冲突所累赘。许多牧人，整个基督徒团体，个别的信众以及其他善心人士，往往在这麽困难的环境中，作出英豪的见证，我偕同整个教会为此感谢天主，同时，我祈求他支持每个人的努力，以建造一个更美好的将来。其实，这不仅是各国的国民，也是所有的基督徒以及善心人士所应肩负的责任。问题在于指出：人们所面临的棘手问题，是能够以对话和团结的精神，而非以战争来毁灭敌人的方式，去获得解决。

23　　压迫人的政权所以跨台，原因很多，其中有些特别值得一提。变革之所以产生，其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工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此点殆无疑问。吾人所不能忘记的是：宣称由工人来治理(果然是工人专政)的一些体系，其危机始于波兰因团结之名而起的骚动。原是以替工人说话为名而起的主义，竟为成群结队的工人所唾弃。就是这些工人们，重拾，或就一意义而言，重新发现了教会社会教理的内涵与原则。他们这麽做是基于对工作和被压榨的一项脚踏实地的经验。

这类[集团]或帝国的跨台，几乎都以和平抗争的方式来促成，其所使用的[武器]，仅止于真理和正义。这点也值得强调一番。正当马克思主义鼓吹只有激化社会冲突一途，方能以暴力对抗的方式，使该冲突获得解决之际，导致马克思主义崩溃的抗争行动，却百折不挠地坚持要 尽各种谈判、对话与为真理作证的途径，来诉之对方的良心，以唤醒其对人类共通的人性尊严之意识。

乍看起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并为雅尔达协定所裁定的欧洲秩序，难免不为另一次战争所推翻。事实不然，由于人们之投身于非暴力的行动而避免了这场战争。这些人们始终拒绝使用武力，同时一次又一次、且又成功地找到有效的方法为真理作证。这样便解除了对手的武装，因为暴力的使用，始终需以欺骗为其找到藉口，即无论如何虚伪不实，也要装做为了维护一项权利或者应付一项由他人所造成的威胁的模样（54）。于此我再度感谢天主，因为他曾在人们困苦的磨难中，使人心坚持不舍。我也祈求这个事例，也能在其他地方和不同的环境里，普及开来。愿人们学得不用暴力而为正义奋战，无论是在国家内部或国际的纷争里，都能把阶级斗争摒之于门外。

24　　形成上述危机的第二个因素，乃是经济体系之缺乏效率。这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数方面的人权受到侵犯的结果:私人的积极主动权、财产拥有权以及经济领域中的自由权。此外，还应附以文化和国家的幅度：我们不可能单从经济的观点去了解人，也不可能单从阶级分子的角度去给人下定义。若要对人做比较完整的理解，就要把人置诸于其文化领域，透过其语言、历史以及他对生命基本事件，诸如生命的诞生、爱情、工作和死亡所采取的立场而去加以了解。在每一文化的核心处，我们可以看出人对天主，这项最伟大的奥 ，如何看待。不同的文化，基本上是人们面临个人存在的意义这项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一旦这个问题被取销，国家的文化和伦理生活必受腐化。因此之故，维护工作的奋斗，自然而然地便与为文化和国家权利所从事的奋斗，环环相扣。

然而各项新的发展，其真正的原因，在于由无神主义所造成的心灵上的空虚。数代年轻人因而失去人生的方向。在许多情形下，这也导致他们无法压抑地要去寻觅个人的认同、探究生命的意义，去重新找到本国文化的宗教根源，以及重新发现基督本人，对于人人内心追求美善、真理和生命的渴望而言，乃是一项适切的存在性答覆。那些在困难环境中、身受迫害却对天主保持忠诚的人们，他们的见证也给上述从事追寻的人们，带来一番鼓舞。马克思主义断言，要从人心中拔除人对上主的需要，其结果则已指明：若要成功地这样做，势必会把人心搞得鸡犬不宁，动 不安。

25　　 一九八九年所发生的那些事件，是一个例子，显示协商的意愿和福音的精神，即使面临罔顾道德原则的对手，仍可取得成功。这些事件，对于那些企图藉政治现实主义之名，而将法律与伦理摒于政治领域之外的人们而言，不啻是一种警告。无疑地，导致一九八九年各种变动的奋斗，其中不可或缺的质素是：明确、节制、受苦与牺牲。就相当的意义而言，这种奋斗出于祷告，若非有对掌管人心的天主-历史的主人-所怀的无比信赖，简直不可思议。正是当人把自己为真理与自由而承担的痛苦，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结合起来的时候，人得以造就和平的奇迹，同时能够明辨出一条往往介乎于儒弱和暴力之间的道路，前者向罪恶低头，而后者则流于与罪恶相搏的幻想，实则使之变本加厉。

事虽如此，吾人仍不可遗忘个人使用其自由的方式，受到无数的限制。这些限制无疑地会影响到自由，使其行使或多或少显得更为困难;但它们却不能主宰或毁灭自由。人本然是为自由而生，此乃天性;罔顾此一天性，不仅自道德的观点而言是错谬的，即从实际的观点而言，也是不可能办到的。若是一个社会其组成的方式是如此，以致于任意裁减乃至打压合法行使自由的 围，结果会使社会生活变得日益解体。以致于日形衰败。

再者，本为自由而受造的人，身上带有原罪的创伤。人经常受原罪牵引，而趋向罪恶，因而需要救赎。此不仅是基督宗教启示教义整体的一部分，而且因其有助于我们对人类现实的了解，在阐释学上也有很大的价值。人趋向善，但也能作恶。他能超越摆在眼前的利益，但仍为其所系。一个社会愈能顾及这项事实，而不把个人的利益与社会全体的利益对立起来，反之，却寻求方法使之和谐并立、开花结果，则社会秩序也将益为稳定。事实上，一旦自我利益受到强暴的压制，代之而起的，便是使人不胜其荷的官僚控制体系，创造性和积极自动的源泉，亦随之干涸。当人们自以为拥有一项秘密，藉此得以建构一个能使罪恶绝迹的完美社会组织时，他们也自以为能不择手段，包括暴力和欺诈，以达目的。如此一来，政治遂一跃而为[世俗的宗教]，在于人间建立天堂的幻想下运作。政治性的社会有其自身的律法和自主性（55），其中无一能与天主的国相混淆。福音中莠子参杂在麦子中生长的比喻(参玛十叁：24，30；36－43)，对此有所教导：把天国的子民和撒旦的子民隔开，那完全是天主的事；并且这项审判，将在时间终结时进行。因此，若有人预设审判提前于此时此地实施，那麽他便取代了天主的位置，而有违天主的耐性。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一举而取得了天国全面的胜利。虽然如此，基督徒的生活仍不免于和诱惑与恶势力相搏。要一直等到历史的终点，主才会在荣耀之中再度来临，施行最后审判(参：玛廿五：31)，建立新天新地(参伯后叁：13；默廿一：1)。几时时间尚存，善恶之间的斗争势必延续下去，甚至在人心内也是如此。

圣经有关天国前景的教导，对于现世社会生活，不无其因果关连。现世生活，顾名思义，属于时间的领域，既不完美、也非永恒，是项意味十足。反之，天主的国，临在于世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它给人类社会秩序带来光明，而圣宠的能力，则渗透那个秩序并赋与生命。如此一来，人才更能察觉到一个配得上人的社会，该有些什麽条件，偏差之处，便会获得修正，而为善之勇气，也会因而增强。基督徒，尤其是普通信友，与所有善心人士结合在一起，被上主所召唤去完成这项使命：使人类的现实情况为福音所浸透（56）。

26　　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主要是发生于东欧和中欧的国家。然而其重要性，却遍及全世界因其正负两面的后果，都与全人类大家庭有关。这些后果，就其性质而言，并非机械式或宿命论的，而是人的自由与天主的仁慈计划，彼此合作的一些大好良机，原来天主是在历史中行动的。

这些后果中的第一项是：在一些国家中教会与工运有了接触碰头的机会。此项后果是由于基督徒，针对普遍可见的不公道情况，而做出的一种明显的道德反应而造成。约有百年之久，部分工运由马克思主义执其牛耳。此中人们深信，为了有效地与迫害从事斗争，工人阶级必须采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唯物观。

马克思主义既面临危机，工人天生的良知重新浮现，表达于其对公道和对工作尊严加以承认的要求，这与教会的社会教理互相吻合（57）。工运乃是一项更为广泛的运动之一环。后者系由工人及其他善心人士组成，以谋求人的解放，及对人权的确认为其宗旨。这项运动今日己流传至许多国家，不仅不反对天主教会，而且与之相期许。

世界上存在着迫害和不公道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原是利用这种情况应运而兴，并藉此而壮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并没有消除世上的压迫和不公。对于今日那些寻求新而真正的解放之道的人而言，无论就理论或实践方面，教会不仅提供了一套社会教理，和较具一般性的，有关人在基督内获得救赎的教导，而且也在那些与受苦及边缘化现象相对抗的奋斗中，投入本身的力量并给与实质上的支援。

不久之前，许多基督徒透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去寻觅一条能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相调和的道路。这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渴望：站在受压迫者的一边，而又不自绝于历史的途径。

经历了这些有如昙花一现的 试之后，目前的环境，正促使人们去重新肯定一门真正讨论人的整体解放的神学，有其积极的意义（58）。由此观之，可以证实一九八九年的事件，对于正在寻找其发展途径的第叁世界国家而言，有其重要性，一如它们之于中欧和东欧诸国。

27　　第二项后果则关乎欧洲人民本身。在共产主义当家或其前之年代，曾造成了许多不公的情况：个人的、社会的、区域性的乃至全国性的，积累了不少仇恨与恶感。昔日的奋斗，其灵感得自于人们有意识地拼命想去为真理作证。如今独裁政权一一崩溃之后，倘若这种为真理作证的热忱有所减退，人们的道德承诺有所放松，那麽上述情绪便有可能再度爆发，引起严重的冲突，造成巨大的伤亡，此乃一项真实的危险。希望仇恨和暴力不致在人心中，尤其是在那些为正义而奋斗者的心申，跃居上风。也希望人人都在和平和宽恕的精神方面，有所成长。

目前所需的，是一些具体的步骤，用以建立或巩固国际组织的结构，俾能在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时，通过适当的仲裁而加以干预，而进一步使得每一个国家都能一面维护自身的权利，同时又能在顾及他国权利的情形下，达成协议与和平解决方案。这点就欧洲诸国而言，由于共同文化及悠久历史的紧密连系，尤为重要。长期以来，不仅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受到扭曲，而且经济生活上最起码的操守，诸如真诚不欺，信任可靠以及勤劳工作，也遭毁谤。人们由于经历长期的匮乏以致精疲力竭，一无所有。他们不但要求政府在物质利益方面，能收立竿见影之效，而且也要能恰当地满足他们合法的愿望。事虽如此，仍旧需有耐心来进行物质和伦理方面的重建工作。

马克思主义之倾覆，对地球之分割为各自封闭、而又彼此嫉妒竞争的不同世界，自有其重大的影响。这也进一步凸显了各民族互相依存的现实，同时也凸显了这项事实：人类工作的本性，是为团结人民而非令其分裂。事实上，和平与繁荣乃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财产。倘若为了获得这两者，而去损害其他民族及国家的利益，不论那是侵犯人家的权利，或是把人拒之于幸福的源泉之外，我们便不可能适当而长久地享2有这项财富。

28　　就某一意义而言，对于欧洲的一些国家来说，真正的战后时期，方才开始。直到目前其所采行的经济体系是集体式的。现在要进行一项彻底的经济重整，其中所包含的问题与牺牲，可比之于西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事复原重建时，所面临的情况。昔日的共产主义国家，在目前困难的情形下，应当由其他各国联合起来共同给予支持，这样做是对的。显然，那些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自己应当肩负起主要的责任。不过也应给予他们合理的机会，才能达到目标，倘若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便不可能会有这个机会。再者，各个从前是共产党的国家，目前的情况显得困难而匮乏，这是历史的过程所造成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这些国家往往沦为行动的对象而非行动的主体。因而他们发现目前所处的情况，实非出于自由的选择或是自己所造成的某些错误，而是历史的悲剧所造成的后果。这些以暴力的方式强加于他们的事件，使得他们无从踏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途径。

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援助，实属一种公义上的债务。欧洲各国，原是那部历史的一部分，且对该历史的形成，负有责任。不过，这也符合欧洲整体的利益与福祉。这是因为如果往日所造成的各种冲突，竟由于经济失序、精神不满和自暴自弃而变得更为激化的话，欧洲将不得安享太平。

不过，上述这种需要，不当导致为帮助和扶持第叁世界国家而做的努力，有所削弱，这些国家往往为更严重的贫困状况所折磨（59）。此中所需要的，是一项特殊的努力，藉以动员全球并不匮乏的资源，来从事经济建设和共同的发展。同时，要重新订定价值体系， 清价值优先秩序，并据此而做好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决策。若把由于东西冲突对峙而建构起来的庞然军事机器，予以解除武装，便能提供巨大的资源以为所用。尤有进者，如果能建立起一套可靠的程序，以之代替战争来解决冲突，并因此而能把裁军和武器管制的原则推广，再加上第叁世界国家间，如能采取适当的措施，以打击军火交易的话，则这些资源将更为丰富（60）。此外，比一切都更要紧的，是要摒弃把穷人-不论其为个人或一群人民-当做一项负担的心态，有了这种心态，就会把穷人当做一群令人讨厌的不速之客，企图享用别人生产的成果。事实上，穷人所要求的，不过是分享享用物品的权利，以及善用其工作能力的权利，这样才能为所有的人创造一个更合乎正义而又繁荣的世界。穷人得以抬头是整个人类在伦理、文化甚至经济上成长的一个大好良机。

29　　最后，对于发展不能只从经济，而应以全副人性的观点去加以了解（61）。换言之，问题不只在于把所有人的生活，提高到富裕国家所享有的水准，而在于经由携手耕耘，共同缔造一个更适于人的生活，同时也在于提升每一个人的尊严和创造力，以及他因应个人的天赋，去回应上主召唤的能力。发展的颠峰是人寻找、认识天主，并依此知识而生活的权利和责任（62）。在极权和威权政府所形成的政权下，权力主宰理性的原则被推行到极点。人被迫去接受那强加于他的现实观念，而非出于理性和自由选择。这个原则必需加以推翻，而人类良心的权利必需受到全面的承认。人的良心只受自然真理和启示真理两者的约束。对于此等权利的承认，实为每一个享有真正自由的政治秩序的首要基础（63）。重新肯定后面此一原则是一件重要的事，之所以如此，有下列若干原因：

一、因为旧形式的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尚未完全消声匿迹，事实上，反有卷土重来的危险。这要求所有各国重新努力合作与团结；

二、因为在已开发国家中，有时过于提倡纯粹功利的价值，投合人们即时满足的倾向与胃口，使得人们难以认可、并尊重人生在世的真正价值体系；

叁、因为在有些国家出现了新形式的宗教基要派。此派人士秘密甚或公然地拒绝让信奉非大多数人所奉之信仰的国民，享有完整的宗教和公民权利。并且还阻止他们参与文化的过程，限制教会宣讲福音的权利，也限制听众接受宣讲以及皈依基督的权利。需知认识真理并依此真理而生活，乃是人天生而基本的权利。设若这项权利不受尊重，则焉有真正的进步可言?这项权利的行使及其发展，包括发现、并自由地接受耶稣基督的权利。原来他才是人真正的好处（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