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rso inaugurale del Card. Angelo Sodano
per il Centro Convegni Matteo Ricci presso l’Universita Gregoriana ）
（ 2005年10月25日 罗马）

我很愉快为以利玛窦神父为名的会议中心行揭幕礼，利玛窦把他在这所大学的前身，罗马公学，作学生时所学习的知识传到中国。尤其令我喜悦的是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间，我曾是这所大学神学院的学生。那是非常美好的读书研究的年代，我以写了有关东方伟大教父圣若望．金口的博士论文结束了研读时代。至今我仍然非常感激耶稣会士毛 齐奥．弗利克（Maurizio Flick ）神父，他指导了我写论文的课业。

1．罗马公学

此时此刻我想到圣依纳爵．罗耀拉在一五五一年亲自创立的罗马公学。可是我们都知道一八七叁年义大利国家把位於罗马公学广场的这栋建 物充公之後，它才取名为额我略大学，以纪念额我略十叁世教宗，也就是乌戈．邦孔帕尼（Ugo Boncompagni）教宗，这位教宗建造公学古老的建 ，并多方协助罗马公学的发展。为此，我们知道额我略大学乃是罗马公学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这座公学叁个多世纪以来不只对欧洲文化有所影响，也因着传教士们在罗马公学所学到的知识，而对拉丁美洲和远东的文化产生作用。

大家也知道所谓的“教育体制”（Ratio studiorum）产生的重大影响力，这个体制是因为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Acquaviva）神父的意愿，并受到额我略十叁世教宗的支持，而在罗马定型的。这个体制含括多种学科，从哲学到神学，从语法学到人文文学，从修辞学到数学，从地理到辩证法，这一切无不根据依纳爵神修的启发，依纳爵和他的同伴曾经就读的巴黎大学的教导方式，所得到的教育方法来施教的。这个体制在欧洲各地如雨後春笋般地诞生的耶稣会各公学 推行，很快地也传到新大陆，特别是拉丁美洲。从此，罗马公学对整个西方世界发生影响。

一开始，神学院便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学院，院中的教授比其他科目的都多。一五五六年颁发最早的两个神学博士学位。当时教学最出色的是伦理神学一门，采个案讲座方式，使罗马公学的教授们都成为这门学科的先锋。当时最重要的人物是帕拉维奇诺（Pallavicino）神父，他是哲学家、圣经学家、神学家，还有与誓反教进行辩证论战的鲁戈（Lugo）神父、贝拉米诺（Bellarmino）神父、苏亚雷斯（Suarez）神父和巴斯克斯（Vazquez）神父等人。

其次，我们不能忘记当时罗马公学的科学知识名气之所以传遍整个欧洲，传遍那个时代所认识的整个世界，也得力於伟大的数学家克拉维奥（Clavio）神父，他堪称为“新欧几 德”（Nuovo Euclide）。他在一五八二年完成了额我略十叁世教宗所要得历法改革：我们今天仍然沿用的额我略历法就是以这位教宗为名。伽利略在科学和信仰上与克拉维奥神父及贝拉米诺神父都有来往。

罗马公学也由於基歇尔（Kircher）神父的成就，而在天文学、数学、试验科学和技术上继续作出重大和决定性的贡献。基歇尔神父所创造的机器被珍存在一个名叫“世界博物馆”的珍藏所 面，不幸的是一八七零年罗马被占领後，这个博物馆遭摧毁，因为 面珍藏的机器、人和动物的骨架、耶稣会传教士从远方带回来的器具，都被愚昧无知地视为怪异、无用、甚至魔幻的东西。

在那“黄金”世纪，数学家兼建 家格拉西（Grassi）神父为罗马圣依纳爵堂画建 蓝图，圣堂建後，又由耶稣会修士安德肋．波佐（Andrea Pozzo）作壁画。

十七世纪发生的争论如“救援”（de auxiliis）者，把罗马公学的神父都卷入论战中，随後十八世纪又因为扬森主义而激起的争论，致使当时的哲学和神学思考呈现停滞状态。这种状态遂在那个世纪演变成自卫性质的争论。虽然如此，罗马公学的生活并没有停顿。在那巴罗克（barocco）时代，公学神父们大力发展音乐和戏剧，罗马日尔曼公学的神父们使耶稣会巴罗克的音乐风格传播到奥地利和日尔曼地区。这些风格又因为耶稣会音乐家齐波利（Zippoli）神父的努力，而远扬到拉丁美洲。

在这个时期公学也出现了一位科学和哲学才子博斯科维克（Boscovich）神父，他是数学家、自然律的理论家、也是宇宙新理论的先锋，他负责罗马公学天文台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十八世纪启蒙主义（illuminismo）和共济会（massoneria）深获葡萄牙、法国、西班牙、那波利、帕尔马等王室的垂青，这个思潮和组织的人对耶稣会发动攻击，甚至获得克莱孟十四世教宗首肯，於一七七叁年勒令关闭耶稣会。於是，在耶稣会各公学两百年间结出许多丰硕的文化果实之後，数年之间这个修会的会士在欧洲大陆和欧洲的一些殖民地中被剔除殆尽。罗马公学也不能幸免，交由罗马教区神职人员管理。

2．公学的复原

拿破仑战争结束後，罗马公学复原，当时教宗庇护七世，也就是巴尔纳巴．基亚拉蒙蒂（Barnaba Chiaramonti）教宗，并准许恢复已被解散的耶稣会。此後，良十二世教宗又把罗马公学重新交给耶稣会会士管理，希望他们特别在哲学和神学方面教育青年。虽然如此，科学方面的研究仍然没有被忽略。就这样，罗马公学天文台台长杜穆谢尔神父於一八叁五年再次发现回程途中的哈雷（Halley）彗星，杜穆谢尔神父的继承人德维科（De Vico）神父更准确地计算出这颗慧星的轨道。一八四八年，罗马共和国迫使庇护九世教宗避难加埃塔（Gaeta），罗马公学的教学活动因此中断。

翌年，一八四九年，罗马公学恢复教学後，这 出现了义大利最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之一，塞基（Secchi）神父，他是摄谱学的先锋，他把自己编入目录的四千颗星辰纳入研究的 围。

在这同一时期，也产生了两位在解经学和神学上杰出的人物，他们是帕特里齐（Patrizi）神父和佩罗内（Perrone）神父。 佩罗内神父藉着他所写的教科书，把罗马的神学传遍到世界各地，而且还为一八五四年教宗庇护九世颁布圣母无染原罪为当信道理这件事作出非常的贡献。除此之外，在那时期也出现了着名的教会法专家如圣圭内蒂（Sanguinetti）神父，神学家如弗兰策林（Franzelin）神父、克鲁根（Kleutgen）神父、凯雷勒（Querelle）神父、巴莱里尼（Ballerini）神父、施拉德（Schrader）神父等人，他们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中都扮演重要角色。

3．现代

罗马大学俗化後，额我略大学於一八七六年设立教会法学院。那时出现了韦恩茨（Wernz）神父，这位神父在编撰一九一七年的天主教法典上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继韦恩茨神父之後，额我略大学成立了教会法典注解学校，拥有着名教授如维梅徐（Vermeersh）、维达尔（Vidal）、克鲁森（Creusen）、卡佩洛（Cappello）等人。这个学校後来又按照梵二大公会议所指示的革新而更上一层楼。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一九八叁年所颁布的经过修改的教会法典，额我略大学法学教授比达戈（Bidagor）、拜尔（Beyer）、贝特兰（Bertram）、纳瓦雷特（Navarrete）这几位神父曾作出非凡的贡献。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期间，贝特兰神父、比达戈神父、穆尼奥斯．维加（Mu?oz Vega）神父以及特龙普（Tromp）神父以专家身份参与会议。大公会议结束後，额我略大学推动教学更新计画方案，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全体教授都参与其事，对教学和研读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在这项改革中，各位都熟悉的名字如阿尔法罗（alfaro）、德扎（Dezza）、弗利克（Flick）、亨里奇（Henrici）、拉图雷勒（Latourelle）等神父，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之所以愿意扼要叙述罗马公学和额我略大学的历史往事，因为现在我们正身处於这个为教会和世界提供文化服务的光荣传统之中。今天，额我略大学就生活在这传统中，并展望未来。

我了解这 专任的教授团每日从事的沉重教学工作，他们大都是耶稣会会士，圣座把这项工作委托给耶稣会。这项为教会服务的工作具体表现在为大约叁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服务。为此，这所大学称为国际大学，当之无愧。大学的教学工作遵照依纳爵的教育方式推行，力求品德与文化并重，培育完整的人格，既重学术，也重精神，以教授和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专业关系为基础。这种学术与精神合一的成果，可以从额我略大学历代学生中产生了二十一位圣人和四十六位真福的成绩看出来。这些圣贤中包括类思．公撒格（Luigi Gonzaga），若望．贝尔格满（Giovanni Berchmans），加弥禄（Camillo de Lellis），味增爵．帕洛蒂（Vicenzo Pallotti），科尔贝（Massimiliano Kolbe），罗伯托．贝拉米诺（Roberto Bellarmino），最後这位曾是额我略大学的学生、教授、校长，今天是这所大学的主保。

我也知道目前根据一项方案正在着手进行的更新努力，这项方案经过多方配合运作後已经定型，并认真慎重地在积极推行中。更新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近数十年来教会内部和社会的快速变化。这项更新将使额我略大学快速符合欧洲大学的标准，正如圣座支持的博罗尼奥进程（Processo di Bologna）所要求的一样。

4．指向未来

当然，就如任何教会大学一样，额我略大学也有几个核心学院，作为这所大学的心脏。这些学院是所谓的教会学院，包括神学院、教会法学院、哲学院、教会史学院、教会文物学院。其他人文科学学院如心理学或社会科学也具有相当的意义，因为这些学科在某些方面与那些核心学院也有关联。为此，额我略大学大部分学生将始终由那些接受圣职培育者或已经担任圣职者组成，但不排除准备为教会服务的修会会士修女和男女在俗教友就读。在这方面，额我略大学乃是走在圣依纳爵所洞识的道路上，那就是培养能够发挥更大效用的精英人才。拥有受到良好培育的神职人员和在俗教友，让他们分布全球，就是意味着为天国增加生产，以造福教会和社会。

我觉得今天晚上落成的以利玛窦为名的会议中心，就在表明今日额我略大学所承袭的昔日罗马公学愿意在耶稣会士原始形象上综合表达出来的理想。

5．新的中心

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开山鼻祖利玛窦於一五五二年生于马切拉塔，一六一零年死於北京。他在罗马公学克拉维奥神父的指导下研读数学和地理，後来受长上派遣去传教，先在印度卧亚，并在那 晋铎，後到中国。

在中国，外籍人士不受欢迎，为此，利玛窦在中国从事新传教工作的同伴罗明坚神父（P. Ruggieri）几经波折之後，才於一五八叁年获准在肇庆定居。这两位耶稣会士在那 穿起佛教和尚的袈裟後，终於受到接纳。不过，由於中国文人士大夫和官吏一向轻视佛教和尚，所以利玛窦便脱下和尚袈裟，在衣着和生活上效法中国官吏，设法使自己熔入中国人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中，只要不违反自己身为耶稣会神父的身份即可。就着样，许多中国高级知识份子都成了他的朋友。利玛窦神父通晓的制图学、数学、伦理哲学、神学和护教学令中国一些最有学问的人倾倒，他因此被引进皇帝宫廷，在那 向皇室家族传播基督的福音。

利玛窦通晓中国文字的程度深湛到把孔夫子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甚至用拉丁文标出中文发音。为此，他被尊奉为西方汉学之父。此外，他也出版了一本中文的天主教要理，名为《天主实义》。利玛窦深信应该使基督宗教的生活适合中国民情，但必须保存天主教信仰的完整，使之不受丝毫损失。利玛窦在一六一零年去世时，他有数的几位修会同伴看到当时已有两万五千个中国人信奉了天主教。

总之，为我们来说，利玛窦是不同文化和宗教彼此进行必要对话的推动力，但这种对话决不能轻易变为宗教信仰大混合。罗马公学所采用的依纳爵教育方法，因着利玛窦神父的努力也在中国开花结果。

额我略大学会议中心以利玛窦为名，这不仅为纪念他是罗马公学最杰出的学生之一，也为了在信仰基督福音价值的人和受到其他文化薰陶的人之间推动更新的对话。额我略大学在利玛窦神父所开创出来的道路上，可以继续作为与所有善意的人士对话之家。

（梵蒂冈电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