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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亚社．香港讯】一位中国教会高层人士回顾二零零五年时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逝世及教宗本笃十六世就职两件大事，为中国教会而言有悲有喜。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一月三日向天亚社说，全国各地的教友都对教宗若望保禄之死感到悲痛，不久即为他的继任人当选而雀跃，显示「中国教友在信仰上与教宗共融」。

　　他续说，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对已故教宗的吊唁和对新教宗的祝贺，送到罗马的同时，也在中国的媒体中刊登，让中国政府及十三亿人民更认识天主教会。

　　刘氏认为，「教宗本笃去年五月上任以来，表示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相信中梵建交将有助中国教会的福传事业。

　　在香港的中国教会觏察家管平雄十二月廿三日对天亚社说，新教宗上任「给予中梵缓和关系的机会，令双方之间的互动加强和升级」。

　　然而，由于中国的着力点是外交利益，教廷的着力点则是宗教层面，因此他认为，暂时仍无法令中梵关系的症结化解。他进一步说明：「在这种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中梵关系的缓和，为何却无助于双方在中国四位主教参加世界主教会议问题上达成共识。」

　　九月初，教宗本笃任命四位中国主教为十月的世界主教会议成员，当中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西安教区李笃安主教和凤翔教区李镜峰主教是政府认可的「公开」教会主教，但齐齐哈尔教区魏景义主教属于「地下」教会。

　　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林瑞琪认为，虽然四人最终未能前赴罗马，但北京政府「以平常心和理性处理问题，包括没有质疑教宗有自由邀请中国主教的权力，也没有对其中一人不属官方主教团而提出抗议」。

　　四十七岁的魏主教十二月三十日对天亚社说，这次邀请是「教宗向中国友谊的表示」。他认为中梵建交仍有难度，双方需要多些沟通，消除误解。

　　他指出，中国害怕与教廷建交的原因是「××××失去信心，一旦中梵建交，可能对北京政权带来相当的影响」。他认为，一些个人或团体可以充当中介人，让北京政府明白教廷并无政治意图，建交不会对中国有害处。

　　在二零零五年，中国教会失去了很多领袖，共有九位公开和三位地下年老主教去世，共占全国主教人数的十分之一，他们的遗缺有一半尚未填补。

　　林瑞琪表示，除了这些空缺外，不少主教都年迈体弱，必须补充新血，但去年祇有三位主教祝圣，实在太少。他估计，教会要维持运作，每年需要有十位新主教，他相信今年应该会有更多主教祝圣。

　　去年祝圣的上海教区邢文之辅理主教、西安教区党明彦辅理主教、万州教区何泽清辅理主教都是三、四十岁，均属于「公开」教会，他们的任命都得到教宗认可。

　　刘柏年说，三人「在神学和灵修上有很好的造诣，热心侍主，并保持与教宗的共融。」他又表示，今后将有更多主教以同样的标准选出，政府不会干预。

　　他又说，主教候选人要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人民保持一致，才能有效地传福音。

　　管平雄质疑有报道说，三位主教的祝圣是中梵双方的「默契」，甚至是「共同任命」。他表示，中国主教的选圣是北京和教廷之间的一种「心照不宣」，但并未形成一个共识的规则和程序。他指出，三位主教的祝圣突显过去一年「中梵关系的缓和仍未进入对中国教会发展有实际意义的层面。」

　　至零五年底，中国有六十三位公开主教和卅八位地下主教。

　　魏主教说，地下教会的领导层也需要换血。他解释，大部分地下主教都已年逾七十，其身体状况及处境使他们无法执行主教职务，但自从他于九五年晋牧后，祇有寥寥可数的年轻主教被教廷任命及祝圣，他相信与中梵关系不明朗有关。

　　去年有关教会房产的争议有加剧的趋势，例如在十一月和十二月×××××××××××××××××××××××××××××××××××××

　　刘柏年说，恢复教产是「老大难问题」，由于不少教会物业被占用或重新发展，大部分争议都是涉及经济利益，相信今后仍会持续。他说，他已提示各教区必须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冷静处理问题。

　　林瑞琪估计，全国有纷争的教会土地和房产高达一千三百亿元（约一百六十亿美元）。他说：「不论中国政府、地方教会、外国修会或教廷都没有财力购回或作出补偿。除非各方愿意一起协商，否则教会产业的问题实在难以解决。」

　　过去一年，地下教会人士×××××××××××××××××××××××××××。

　　魏主教说，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但也有些省分的官员较开放，对宗教比较宽松。

　　刘柏年表示，公开教会在二零零五年共有约十万个新领洗教友，而在九十七个公开的教区，教友人数达五百三十万。

　　不过，据圣神研究中心去年十月的报告，估计在全部一百三十八个教区共有一千二百万信徒。

　　刘柏年说，今年中国教会主力为神职人员、修女及教友领袖推动「三个教育」：学习神学、灵修和认识国家及社会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