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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学观点看「堂区」         
从神学观点看「堂区」
作者:汤汉 文章来源:神学论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9-25 3:36:55

汤汉
神学论集 第21期 一九七四年

 
(甲)现代教会学的两种趋势
大约廿年前,一位名叫亚梵纳斯夫(Affanassieff)的东正教神学家,在比较天主教与东正教神学后,已经指出今日教会学有两种趋势,即「普世教会学」(Universal Ecclesiology)及「圣体教会学」 (Eucharistic Ecclesiology)
所谓「普世教会学」,乃以普世教会(Universal Church)为基本单位,而视地方教会(Local Church)为普世教会之不完整部份。据亚氏称,此套神学思想源自罗马帝国的政体。当时罗马皇帝把罗马帝国划分为不同省份,归各长官治理,而各长官直辖罗马皇帝。这套思想在教父时期已不知不觉地渗入教会的组织内,流传至今。
至于「圣体教会学」则产自更早的宗徒时代,以地方教会为基本及完整的单位。每次地方教会举行圣体大祭,基督即亲临教会内,使地方教会变成完整的教会。故此,教会产生圣体,圣体产生教会,二者密切相连。据亚氏称,由于教会以圣体为中心,则同一基督存在于普世教会内,亦存在于每一个地方教会内,我们不能运用普通数学方法去推算这类教会的数目,因为每一个地方教会是一个完整的教会,而很多个地方教会加起来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教会,即一加一等于一,而不等于二:这是教会的奥理。(注一)
亚氏所指出的两种教会学趋势,正好兑现在下面要介绍的「堂区」神学理论上。
 
 
(乙)两种神学观点看「堂区」
如所周知,今日的社会随着时代之转易不断变迁,很多人流往都市工作,故工作地点有时离居处颇远。加以都市人口芸集,有时弹丸之地,却包容着很多志趣不同及职业相异的人。这些问题遂引起人们的质询,究竟「堂区」是否以地区界线划分的一撮人?抑或有其它的讲法?(注二)
首先,在一九二五年,德国神学家温德锡(Wintersig)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堂区与奥迹」的文章。温氏认为圣洗池与祭台是堂区的象征。藉圣洗圣事,个人加入天主子民的行列,成为堂区团体的一员;藉圣体圣事,堂区分沾救赎鸿恩,并把救恩带出教堂,而实践于生活中。(注三)。
温氏的言论旋即受到不少神学家支持,其中着名者有巴尔士(Parsch)及舒耳(Schurr)。巴、舒二氏更给温氏的言论辅以圣经的左证。据他们说,超性生命及团体精神乃组成堂区之两大支柱,因为从语源得知,「堂区」一词,来自希腊文的Paroikia,一方面用来指「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另一方面也指「寄居在外地而没有公民权的侨民」,故可合称为「外侨团体」或「侨团」。此外,由旧约的探讨知道,希伯来团体是一个宗教性质的「侨团」,从天主对亚巴郎的召叫、恩许及订约开始,希伯来民族开始了旅程,向着天主所许的福地迈进。后在梅瑟的领导下,他们更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大迁徙,出埃及,过红海,经西奈旷野而扺福地。梅瑟亦领导人民举行宗教仪式,于一定时节,聚集全以色列人民,向他们大声宣读法律,激励他们公开宣誓效忠天主,对天主圣道发出回答。同样、在新约中,最初的基督徒团体承继了旧约时代希伯来团体的特性。他们自知是天主选民,侨居人间,真正的家乡是在在天上(斐二20;格后五1)。因而体认对天主的责任,常聚会聆听天主圣训,并奉献感恩祭,回答天主的呼召,向祂誓许忠心。自从宗徒们开始他们的使命,用言行宣讲救主基督的圣死与复活,一切基督徒团体的内在因素及外在结构已奠下根基。后来教会逐渐扩展,至十三世纪才采用神学用语定出了三个不同的专有名词:「教会」,「教区」、「堂区」,以资区别。名词尽管不同,其固有精神却是一样。所以巴、舒二氏结论说:一个堂区皆是教会的缩影,或称为小型教会(Ecclesiola in Ecclesia)。(注四)
上述这一派学者的言论,可以说是以「圣体教会学」为出发点的理论,视圣体事为堂区的中心、这一派学者的理论,虽然颇受欢迎,但亦受到很多人的反对。其中着名的有德籍教律学家奈布劳宁(Nell-Breuning)。奈氏于一九四七年反对温氏的理论,认为视「堂区」为小型教会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理论可导致教堂区与教区之间的互不隶属及分裂。故奈氏以为堂区该当是教区之一部份,欠缺其完整独立性。(注五)无疑、奈氏的思想十分吻合现行教律的指示,正如教律第二一六条一节谓:「堂区乃教区之部份,拥有自己的圣堂、规定的子民及负责照管他们灵魂的牧者。」一九四八年,神学家席默(Siemer)亦附和奈氏的理论,认为即使从神学角度,堂区亦该被视为教区之一部份,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初世纪的教会并无教区与堂区之分。一切圣事及行政统由地区主教主持。后来教友数目日渐增多,主教座堂容纳不下,且很多教友的居处离城市颇远,碍于长途跋踄之苦,故主教才委派司铎代表自己,分担他的职务,遂有堂区及本堂神父之设立。因而,主教是全权的圣事主礼者,而本堂神父只是分权的圣事主礼者。故此,堂区不能被视为小型教会,应该是地方教会(即教区)伸展出来的一部份。(注六)
奈、席二氏这一派学者的言论,可以说是以「普世教会学」为出发点的理论,视普世教会为唯一完整的教会,而堂区只是其中不完整的部份。
 
 
(丙)批判与结论
介绍了上列两种「堂区」的神学观点后,我愿意表达一下个人的管见。
比较两者,我个人较同意温氏这一派学者的理论,因为我觉得它除了供给我们充份的圣经根据外,还给了我们以下三点牧民方面的益处:
首先,它提供给我们「团体意识」。所谓「团体」,并非指在形式上聚在一起的一群人,而是指团体中各分子该共有一心一灵,迈向同一目标。(注七)以圣体为中心的堂区观正指示给我们:每个基督徒藉圣洗圣事参与基督的死而复活,加入堂区行列;但这只是开端,还需继续努力,尤该藉圣体圣事更进一步与主合一,亦因而与整个堂区团体合而为一。
其次,它提供给我们「末世意识」。以圣体为中心的堂区团体将要世世代代继续举行圣体圣事,「直到主再来」(格前十一26)。这意识能使堂区时刻记起,他们是天国的子民,指向一个目标-「末世」。固然,基督徒理当肯定现世事物的价值,努力从事发展社会,造福人类;但他们所终日向往的,不应是人间的富贵荣华,而是天上永久的家乡。(注八)
最后,它还提供给我们「宣道意识」。圣体圣事之举行正是宣道的最有效方法,因为根据新约的记载,在圣体圣事内,言语与圣事形成一个单位。「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格前十一26)。圣体圣事与宣道是如此紧密连系,以致该把它视为另一类的宣道。几时堂区团体举行纪念主死亡的仪式,主的死亡不单是礼仪中心,且成为宣道中心。故以圣体为中心的堂区观也提醒我们记得,宣传福音乃基督徒首要的使命(注九)
但,无可否认,以圣体为中心的堂区观确有它的缺点,即未能如同以「普世教会学」为中心的堂区观一样,提供给普通教友一个清晰的概念,使之彻底明白堂区与教区之区别及其从属关系。
所以我建议把这两个不同的观念相辅并用。同时以两个不同观点看同一个问题:即从法律观点看,堂区有别及隶属教区,乃教区之一部份;而从圣事观点看,堂区与教区相同,具备教区所具备的基本因素和结构。如此奥妙的关系,是以天主圣三彼此间之关系为蓝本,因为我们不能从任何人类社会组织获得解答,只有从圣三身上才可领悟到这样的相同及相异可以和谐共存。(注十)
 
 
附注
(一)Affanassieff  R.P.N. L’Eucharistie principal lieu entre catholique et  orthodoxe , in:Irenik(1916), p.338.
Affanassieff R.P.N., L’Eglise qui preside dans I’amour, in: La  primaute’ de Pierre dans I’Eglise Orthdooxe, Paris, 1960, pp. 12-27.
(二)Houtart F. and Niermann E., Prish, in: Sacramentum Mundi, vol. 4, Burns and Oates, 1969,pp.337-338.
(三)Wintersig A., “Pfarrei und Mysterium”, Jahrb.f. Liturgiew., V(1925), pp. 136-143.
(四)Parsch P., “Die Pfarre als Mysterium”, Die Lebendige Pfarrgemeninde, Seelsorger-Sonderheft,1934, pp. 13-33.
Schurr M., :Die Ubernaturliche Wirklichkelt der Pfarrei”, Benediktinische Monatsschrift, XIX(1937), pp. 81-106.
Flobistan C., the Parish: Eucharistic Community, Sheed and Ward, 1965, pp. 17-42.
(五)Nell-Breuning O. V., : Pfarrgemeinde,  Pfarrfamilie, Pfarrprinzip”, Trierer Theol. Zeitschr., LVI(1647), 285.
(六)Siemer  L.,  :Pfarrfamilie und Ecclesiola:, Die Neue Ordnung, III(1949), 44.
Floristan  C., Op. Cit., pp. 43-49.
(七)高觉敷编,群众心理学,台湾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一至二页。
(八)Arnold F. X., Glaubensverkundigung und Glaubensgemeinschaft, Dusseldorf, 1955.
(九)Schlier  H., Die Verkundigug im Gottesdienst der Kirche, Cologne, 1953, p. 68.
(十)Congar Y., Interview, in :Theologians at Work, elited by Granfield P., The Macmillan Co.,N.Y., 1967, p.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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