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吗？

性及其产业不论事实上是被允许还是禁止，以这种手段谋生的人却无异议的被绝大多数人归入贱民的行业。人们总是认为，以出卖性为职业的人是堕落和不自重的，一些如“淫荡”，“无耻”以及更多不堪入耳的评论被加诸她/他们的头上。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认真的思考过，这种评论究竟有何种合理性？

　　简单来讲，既然作为一种器官的手和脑能够成为人赖以谋生的工具，那生殖器官又为什幺不可以用于这同一个目的？并且，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性交易中的双方并未有任何一方在任何方面受到损害，这完全是个人自己的事。更并没有任何第三方的利益在这种交易中受到伤害，因此“私人的道德不应当成为刑法关注的对象。”（李银河，《性的问题》，180页）更加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绵延长久的婚姻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合法的性交易：丈夫提供经济上的赡养，而妻子以性作为交换。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对有财产关系在内的婚姻关系的批判，事实上恩格斯曾经就有过类似的论断，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他就将资产阶级的婚姻比为卖淫，将妻子们比做妓女，认为她们和妓女的区别只是零售和批发的关系，前者零售而后者批发（前引书，179页）。一位妓院老板说得更绝“那些不是为了爱情而是出于贪婪而结婚的女人.....，她们除了名字不叫妓女外，与妓女毫无二致。她们和我的姑娘们的唯一区别是，我的姑娘们使男人花钱感到物有所值。”（前引书，180页）不过这一派由此得出了除了为爱的性以外，一切性都是卖淫，最最极端者甚至主张完全避免性关系，这就很难为人所接受啦。

　　不过，另外一些更加考虑现实景况和倡导个人选择的自由派女权主义者们由现代社会中个人应据由自由选择个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不依附于他人的（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说法，这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中为马尔库塞，萨特等人极看重的重要概念，其深入人心，或许与“三个代表”有得一比）前提得出了作为独立的人的两性有权利处理自己的身体的结论。也就是说，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是自己独立做出的决定，任何方式的性都不应当成为道德和他人干涉的对象。因此社会不应当歧视性服务的提供者，性产业不比任何其他职业更下贱。这一行业的从业者也当然同其他行业的工作者们一样应该有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和机构。换句话，这是一门正当职业。自从70年代以来，这种观念已在西方社会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一些在观念上走在前面的西、北欧国家已经开始积极正面回应这种呼声，荷兰率先在欧洲国家中将性产业非罪化，在经过长期的争论后，瑞典也正式开放了红灯区。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一个长达十年的社会学调查显示，实验性开放红灯区后，性产业的顾客并没有出现人们最初设想的飚升，而是在最初出现一次上升之后，很快回落到前此的平均水平，社会风气并没有因此而“败坏”。很快，英国也开始逐步和有计划的开始将商业性活动非罪化。继续步入这个行列的还有法国，美国更多的一些州在激烈的辩论后也开始加入进来。在社会大众层面，虽然一些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还顽固的坚持抱定陈腐观念不放，继续对性工作者恶言相向，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在言语和文字中使用“妓女”“鸡”等带有歧视和侮辱性的词句，转而使用“性工作者”或“queer”等中性的名词。

　　当然，性产业的问题并非那幺简单的，他牵涉大量的社会，伦理观念的冲突和嬗变，在生活的实际层面也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作为一种观念，我比任何时候都坚信，性决不应当再成为一个压制的理由，性也决不应当再成为人与人关系中一个被肆意扭曲的方面，作为主体间障碍的性关系的枷锁应当去除。我所深深景仰的哲学家福科曾经提出，通过对性的重新审视，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格局得以重新建立，人类得全新的生活方式也从此形成。这或许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或许福科高估了性关系的作用，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对这样一个我们深以为耻的话题的勇敢探讨，使我们对如何诠释“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神圣名词有了全然不同的认识，对人作为人的那些要素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或许海德格尔不会认同，但我却愿意认为，这个过程因此也是一场伟大的去除存在之蔽的运动。

　　到这里，我的文章可以结束了，但是，我将乐意引用一位同样令人钦佩的女社会学家的话来作为结束的话语：“性不关乎法律的事。道德不关法律的事。这是我们改革中国现行有关性的法律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境界。这个目标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自由权利。我们不应当放弃这个权利，我们不可以放弃这个权利。”（李银河，前引书，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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